封面新闻记者刘叶摄影雷远东7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在阿来书房带来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的第四讲——《蜀道的三重意义——以蜀道与茶马古道关系为中心》。讲座现场，孙华先解释了“蜀道”和“茶马古道”的含义，同时围绕蜀道的开辟时间、开辟意义和修建特色等内容进行解读。孙华回答青年传习志愿者提问讲座结束后，四名青年传习志愿者带着问题向孙华教授请教。四川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宋孝宗写给四川的抗金名将虞允文的手诏，是国家一级文物。川博工作人员吕静的提问从这件手诏说起：“在南宋时期，孝宗是一个主张北伐的皇帝，他为何把虞允文这么重要的大臣放在四川？是不是能说明当时川陕战区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另外，古蜀道在川陕地区统治中是否也发挥重要作用？”吕静孙华着重讲解了南宋时期川陕地区的军事布局。南宋的四川，尤其是利州路面积较广，给南宋保护长江上游门户提供了缓冲地带。南宋在此地设置重重防线，连绵的堡寨、纵横交错的地网、三支大军均在此地防止金兵入境。“除此之外，为了保命，百姓一到战争时期，要到山上建立山城，把自己的人员、财产带到山城里面，形成城寨结合的保护体系。”正是依靠此类体系，南宋将金兵牢牢挡在秦岭以北。“南宋为了防止地方或大臣，尤其是武臣反叛，朝廷将官僚的权力进行分割，互相牵制。战争时期需要快速决断，调动各方力量，互相牵制的权力设置就不灵了。”孙华介绍，宋孝宗在北伐时期设置了权力相对集中的安抚使以及后来安抚制置使，都是特殊时期强化集权统治，便于应付瞬息万变战场形势的一种举措。“雄关古道经纬中华—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特展即将在川博亮相，作为此次特展的执行策展人之一，甘雅云带着问题从川博赶来听讲座。“考古学证据表明，蜀道的形成可能在商周之际，您觉得在这个时期以及更早之前，四川地区的交通情况可能是什么情况？您觉得蜀道在民族融合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甘雅云“我们推测蜀道开辟年代最早是商周之际，这是有道理的。”孙华说。随着周人在关中西部崛起以后，古代中国政治中心从河南转移到陕西关中地区，这时候通过长江三峡进行交通已不再方便，在此背景下，蜀道的开通成为一种可能，也有相关证据。但具体开辟于什么时期暂无考据，所以推测蜀道的开通为商末周初。“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道路的开通必然会带来民族融合的加速。”关于蜀道在民族融合上的作用，孙华以此开篇。两晋时期，中原动荡，陕甘一带的人们通过蜀道进入四川，与当地人既发生融合，也发生冲突，在碰撞融合中，部分四川人还东迁长江中游，“当时四川的人少了，耕地多了，云贵高原的一些族群便进入四川，促使四川发生第一次民族融合。这个变化和蜀道是分不开的。”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的“准研究生”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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